100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?这一成绩使得中国2013年海外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,在2001年,中国在这一榜单上的尚且在30名之后。目前,虽然离名美国的3383.02亿美元还有差距,但中国与经济研究主任李稻葵保守估计,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规模会赶上美国。
除了已经取得的成绩,在政策层面,国家继续鼓励“走出去”,9月6日,商务部发布新修订的《境外管理办法》,规定除对我国企业在敏感国家和地区、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外,其余均实行备案。业界认为,此举意在进一步确立企业海外主体地位,提高境外便利化水平。
然而,在规模快速提升和迎来政策红利释放的同时,我国海外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的问题。
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透露,2013年中国海外的存量中,国有企业仍然是占半壁江山,占55%,非国有经济占比不到一半。这意味着在结构层面,政府决策的和国企的仍然占据很大比例,企业海外的主体地位仍需进一步确立。
在企业个体层面,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失败风险依旧突出,如华为在美国就因所谓“国家安全”原因,遭受干扰。
9月9日,在由商务部和电视台主办、央视财经频道承办的2014国际论坛“全球新格局”分论坛上,来自商界与学界的多位嘉宾齐聚一堂,为破解我国海外难题建言献策。
中国需要借海外掌握新技术
俞敏洪:相比于对外直接的规模,我更加关心质量。在中国1078.4亿美元的海外中,国企投了多少?民间资本投了多少?投入传统产业的有多少?投入高科技或文化产业的有多少?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统计可能比计算总量更加重要。
我不怀疑再过5到10年,中国的海外规模跟美国持平,甚至超越美国。但是,我们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了从中间收取一点的还是为了在经济、文化、发展上面对产生影响力?
举一个简单例子,中国在国外建造了很多孔子学院,这个算是国家,尽管产生影响力,但是这样的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行为。
再看美国的海外,比如,美国的和私立中,都在中国建了办事处,同时,大家都知道美国电影业开始向中国电影业渗透并进行。这种从文化和上做的,产生的影响力可能比到国外买一个矿、买一个大楼或者买一个牛奶厂更加重要。
李稻葵:其实,近几年来中国一直是海外大国,只不过百姓、企业感觉不深。这是因为政府在替我们,外管局、中投把我们的外汇储备不断地配置到国外资产中去,这些资产并不是公司的股票,更多的是国外称之为固定或者是债券类的资产,包括各国国债。
如果把华为在美国的和中国去买美国国债并列在一起,你会发现,这两类背后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对主体到底有没有控制权。华为去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服务、控制自己的供应链,而我们去买美国国债,对美国是没有任何的控制权的。所以,作为美国政府的很多决策者,他们当然希望中国的没有控制权,去直接买国债。
外汇储备的本质是中国的百姓和企业多年来经营出来的结果,是我们的储蓄、家底。从长远来看,家底应交给中国的企业家自主。
此外,美国的大规模海外背后是企业和资本的力量,背后是一个一个企业,跨国公司把自己的商业模式、科技能力、核心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复制。而国内企业的海外则更多的是吃补药,国内缺什么就补什么。
所以,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海外来获得新的商业模式、新的技术。
美国在华多,中国在美限制多
俞敏洪:目前,中国海外的行业中,商务服务业占32.7%。我本身也是在服务业当中,但是我不认为矿产金属、土地、农业对于中国不重要,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,需要掌控性的资源,用这些资源打造中国更结实的经济基础。
所以,说到中国企业去国外,大家都说要到商务服务业中去,我觉得不是这样。
每一个企业家,每一个不同的领域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。代企业家都是从做矿产、房地产或者是资源开始的,所以眼光都是落在这些领域中间,因为这是他们的专长。
我、马云、李彦宏应该算第二代企业家,我们专注、互联网、文化以及金融服务等软性服务业更多。当下一代企业家成长起来的时候,他们应该会有新的方向。
哈利·塞亚丁:在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中,90%以上的会员把中国视作环境好的国度。
在对中国的中,亏损企业凤毛麟角,大多数企业都得到了很好的,而且他们的周期比大多数国家都要短,所以这些公司认为中国环境很好。
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的国家,他们用赚来的钱在中国进行再,再。2014年3月份,这个数字达到130亿美金,同比增长30%。说明这些公司认为中国是方向。
目前的中国需要创新,我们希望更多美国中小企业把创新精神和创新的产品拿到中国来。
博睿:1996年,沃尔玛在香港开了一个购物,现在在中国,沃尔玛发展到了400多家店,雇员超过9万名。沃尔玛在中国取得的成功,代表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榜样。,我们对中国市场是有信心的。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的门店数量虽然在四五名的样子,但收入额是的。我们相信中国会成为除了美国之外的的市场,同时可能跟美国相匹敌。
李稻葵:中美之间互相的兴趣是之大的,美国企业有很好的商业模式可以复制,它们需要中国市场。
然而,在中国的海外中,投向美国的规模仅占到总规模的2%,这个数字说明,我们企业想进入美国市场,但比较难。
美国有两个重要行业,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行业。对于高科技行业,一方面很多高科技企业是小企业,我们企业家不太懂得跟小企业家去沟通。比如说,乔布斯在十几岁没有成名的时候,很难想象我们的李彦宏会去乔布斯的企业。
另外一个障碍更加严重,美国很多政治家很担心,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的科技企业,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,甚至影响核心竞争力。
对于美国的金融行业,这是美国经济的软实力,比如华尔街银行、信用评级公司以及相关的会计事务所,中国的企业要想它们很难。
所以,企业走出去,要高度关注商业之外的一些因素,这些因素往往是阻碍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制约因素。比如,当地某一条法律现在对我们是很有利的,但是这个法律会变,新政府上任,国会一换,出了新的法律,对我们的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同时,劳工关系重要,很多企业在国外很有竞争力,很有活力,但是劳资关系没有处理好,往往成为致命的失误,所以要高度关注商业之外的风险因素,仔细去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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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?这一成绩使得中国2013年海外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,在2001年,中国在这一榜单上的尚且在30名之后。目前,虽然离名美国的3383.02亿美元还有差距,但中国与经济研究主任李稻葵保守估计,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规模会赶上美国。
除了已经取得的成绩,在政策层面,国家继续鼓励“走出去”,9月6日,商务部发布新修订的《境外管理办法》,规定除对我国企业在敏感国家和地区、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外,其余均实行备案。业界认为,此举意在进一步确立企业海外主体地位,提高境外便利化水平。
然而,在规模快速提升和迎来政策红利释放的同时,我国海外过程中也暴露了许多的问题。
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方蔚透露,2013年中国海外的存量中,国有企业仍然是占半壁江山,占55%,非国有经济占比不到一半。这意味着在结构层面,政府决策的和国企的仍然占据很大比例,企业海外的主体地位仍需进一步确立。
在企业个体层面,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失败风险依旧突出,如华为在美国就因所谓“国家安全”原因,遭受干扰。
9月9日,在由商务部和电视台主办、央视财经频道承办的2014国际论坛“全球新格局”分论坛上,来自商界与学界的多位嘉宾齐聚一堂,为破解我国海外难题建言献策。
中国需要借海外掌握新技术
俞敏洪:相比于对外直接的规模,我更加关心质量。在中国1078.4亿美元的海外中,国企投了多少?民间资本投了多少?投入传统产业的有多少?投入高科技或文化产业的有多少?我觉得这些方面的统计可能比计算总量更加重要。
我不怀疑再过5到10年,中国的海外规模跟美国持平,甚至超越美国。但是,我们的目的是什么?是为了从中间收取一点的还是为了在经济、文化、发展上面对产生影响力?
举一个简单例子,中国在国外建造了很多孔子学院,这个算是国家,尽管产生影响力,但是这样的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行为。
再看美国的海外,比如,美国的和私立中,都在中国建了办事处,同时,大家都知道美国电影业开始向中国电影业渗透并进行。这种从文化和上做的,产生的影响力可能比到国外买一个矿、买一个大楼或者买一个牛奶厂更加重要。
李稻葵:其实,近几年来中国一直是海外大国,只不过百姓、企业感觉不深。这是因为政府在替我们,外管局、中投把我们的外汇储备不断地配置到国外资产中去,这些资产并不是公司的股票,更多的是国外称之为固定或者是债券类的资产,包括各国国债。
如果把华为在美国的和中国去买美国国债并列在一起,你会发现,这两类背后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对主体到底有没有控制权。华为去是为了控制自己的服务、控制自己的供应链,而我们去买美国国债,对美国是没有任何的控制权的。所以,作为美国政府的很多决策者,他们当然希望中国的没有控制权,去直接买国债。
外汇储备的本质是中国的百姓和企业多年来经营出来的结果,是我们的储蓄、家底。从长远来看,家底应交给中国的企业家自主。
此外,美国的大规模海外背后是企业和资本的力量,背后是一个一个企业,跨国公司把自己的商业模式、科技能力、核心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复制。而国内企业的海外则更多的是吃补药,国内缺什么就补什么。
所以,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海外来获得新的商业模式、新的技术。
美国在华多,中国在美限制多
俞敏洪:目前,中国海外的行业中,商务服务业占32.7%。我本身也是在服务业当中,但是我不认为矿产金属、土地、农业对于中国不重要,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,需要掌控性的资源,用这些资源打造中国更结实的经济基础。
所以,说到中国企业去国外,大家都说要到商务服务业中去,我觉得不是这样。
每一个企业家,每一个不同的领域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。代企业家都是从做矿产、房地产或者是资源开始的,所以眼光都是落在这些领域中间,因为这是他们的专长。
我、马云、李彦宏应该算第二代企业家,我们专注、互联网、文化以及金融服务等软性服务业更多。当下一代企业家成长起来的时候,他们应该会有新的方向。
哈利·塞亚丁:在华南美国商会的会员中,90%以上的会员把中国视作环境好的国度。
在对中国的中,亏损企业凤毛麟角,大多数企业都得到了很好的,而且他们的周期比大多数国家都要短,所以这些公司认为中国环境很好。
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的国家,他们用赚来的钱在中国进行再,再。2014年3月份,这个数字达到130亿美金,同比增长30%。说明这些公司认为中国是方向。
目前的中国需要创新,我们希望更多美国中小企业把创新精神和创新的产品拿到中国来。
博睿:1996年,沃尔玛在香港开了一个购物,现在在中国,沃尔玛发展到了400多家店,雇员超过9万名。沃尔玛在中国取得的成功,代表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榜样。,我们对中国市场是有信心的。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的门店数量虽然在四五名的样子,但收入额是的。我们相信中国会成为除了美国之外的的市场,同时可能跟美国相匹敌。
李稻葵:中美之间互相的兴趣是之大的,美国企业有很好的商业模式可以复制,它们需要中国市场。
然而,在中国的海外中,投向美国的规模仅占到总规模的2%,这个数字说明,我们企业想进入美国市场,但比较难。
美国有两个重要行业,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行业。对于高科技行业,一方面很多高科技企业是小企业,我们企业家不太懂得跟小企业家去沟通。比如说,乔布斯在十几岁没有成名的时候,很难想象我们的李彦宏会去乔布斯的企业。
另外一个障碍更加严重,美国很多政治家很担心,中国企业购买美国的科技企业,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,甚至影响核心竞争力。
对于美国的金融行业,这是美国经济的软实力,比如华尔街银行、信用评级公司以及相关的会计事务所,中国的企业要想它们很难。
所以,企业走出去,要高度关注商业之外的一些因素,这些因素往往是阻碍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制约因素。比如,当地某一条法律现在对我们是很有利的,但是这个法律会变,新政府上任,国会一换,出了新的法律,对我们的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同时,劳工关系重要,很多企业在国外很有竞争力,很有活力,但是劳资关系没有处理好,往往成为致命的失误,所以要高度关注商业之外的风险因素,仔细去把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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